笑脸男解释
笑脸男事件分析
解释之一
最终回中，素子与笑脸男人开始了继第九话后最长的一次对话，也是最后一次。其中二人不断的引述各类人物的言论，此次的对话，出现了几个重要的人物，首先是并非在此话中出现但却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心理分析学者Wilhelm Stekel，作为与图哈切夫斯基同时代却又与其意见相左的精神病学家，现在最为出名的多半是因为那句对成熟与否的界定(同样出现在《麦》中)：“一个不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英勇献身，一个成熟的男人是为了某种高尚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素子用它来形容笑脸男人的心态，最为合适，或许这也是一切事件的原点。
第二个充当了笑脸男人想法的诠释者角色的是Dziga Vertov。这位有着激进思想的前苏联导演一直遵守着自创的法则，坚持用自己的创新手法拍摄他所愿意拍摄的东西，即现实，并让观众能通过自己的电影去“感受世界”。但正如评论家所说，Vertov的作品被要求从认知到质询，以电影的形式来向世界展示真相，从这点来看，他和笑脸男人的初始动机有相似之处，只是作为让大众看到真相这一存在;而后期，笑脸男人不得不半屈从于现实，承认自己的幼稚和单纯，却也与Vertov看上去“激进但大半生却不得不服从于政权”的特点相符。
当笑脸男人事件的心理和社会影响度都大大超过葵他自己的预料时，这个固守于图书馆的少年开始反思自己的存在和消失究竟会对剩下的人产生多少影响，从而出现了第三位和第四位诠释者——Frederic Jameson和大泽真幸。
前者是后现代理论的主力支持者和研究者，后者则是致力于决定社会秩序的相对社会范式产生机制论者。Frederic Jameson提出的论点，四个后现代主义关键性的二律背反：时间与空间，主体与客体，天性与人性，以及最后乌托邦的概念。在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上，Jameson一直恪守着后现代的模糊性，即在社会体系和文化现象中始终保持着模糊而核心的思想，同时逐渐摒弃快乐主义的辅助。
这种对抗性文化正是Jameson的后现代主义最能被人接受并加以应用的部分。在葵看来，信息并行化的结果最终导致了个体性的消失，Jameson的理论似乎更尽职的解释着个性和个人的终结，这其中取消了对任何因果性和确定性的追求，排除了意义统一构成的可能性和终极价值存在的可能性。主体消失后的自我成了这样一种状态：自我的荒谬，自我的萎缩，自我的缺席及自我的零散化，从而起到了“原版消失而拷贝版在扮演着原版角色”的作用;或许还有“拼贴”的意味在其中：各种没有新意的模仿被重新排列组合，成为一个个“新的实体”出现在人们面前，一如那些被大大小小的计划牵制着的拷贝版笑脸男人，而即使其消失，影响依然渗透到了社会体系的要害，从而继续控制着整个社会机器的运作，换句话讲，消失只能使影响扩大化，说到这里，Jameson恐怕就会在笑了，笑脸男人的所作所为几乎是沿着自己设定的方向演化下去。
至于说到个体，大泽真幸不能不提，暂且按下SAC中所引用的言论不表，单单说到他在“个体和第三人的场合”领域的研究，结合Jameson的理论，素子和笑脸男人的谈话就可以渐渐明朗化了。
在大泽真幸的研究领域中，个体的交流性始终是驱使社会活动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对“个体”的强调，事实上正中后现代情结的下怀：后现代所期望的模糊性在社会体系与自然环境的非连续性中得以体现。素子说笑脸男人实际上却少了一个对“个体”理解的切入点即好奇心，因为这是交流性的表现特点之一，可以说在“好奇”的基础上，交流才会成为可能，继而演化为维持个体以及所在系统的充分条件。
